可弘治皇帝朱佑樘显然没这么容易死心，他将奏本重新拿起，让司礼太监交给谢迁：“谢少保，你将此奏本宣读。”

“遵旨。”谢迁接过沈溪所上奏本，站起身来，回头面向在场的文武官员……既不是以讲官的身份宣读，他也就不需要回到讲案旁，只需如同宣读圣旨一样，将手中的奏本照本宣科读出来便可。

好在谢迁没将沈溪的名字读出，只是将沈溪所奏，关于建文新政的一些旧制提了出来。

沈溪在奏本最后，恳请弘治皇帝示下，到底是否要将这些新政列于《大明会典》上，其实是在问弘治皇帝，到底要不要正视建文年号存在过的史实。

当然，沈溪不会傻到提出要天子为建文帝上庙号，肯定这个皇帝存在过，因为他知道自永乐之后，终止于崇祯皇帝，大明朝的正统从来没肯定过朱允文的帝位，就连万历拨乱反正恢复建文年号，也是建立在要修史的基础上。

明惠帝的庙号，直到南明时期才有，后由清朝统治者所肯定。

等谢迁将奏本宣读完毕，在场大臣，脸色都不太好看，人群中有稍许议论之声。

连一向脾气很好的朱希周，也在小声嘀咕：“谁如此不识相，进呈这般奏本？莫不是我翰林院中人？”

王瓒拉了他一把，朱希周这才没有继续说下去。

这问题其实是肯定的，上奏本的明显是修《大明会典》之人，而这项任务一向都是翰林院负责。

但朱希周的抱怨并不是针对同僚，而是针对“上官”，在朱希周以及翰林院这些官员看来，这种涉及皇嗣正统的奏本，不是一般官员敢提出来，谢迁有意没宣读是谁上呈，很显然是有意“包庇”此人，免得他招致舆论攻击。

而这份奏本中用词和呈句的老辣，远非一般翰林能及，整篇都在说建文旧事，却没参杂一丝一毫主观看法，更无任何建议，所提所请听起来都合情合理，其实却是在为弘治皇帝出难题。

若是平时，这种给皇帝出难题的奏本，根本就是自找麻烦，要么为皇帝下旨训斥，要么留中不发。

但今天弘治皇帝既然从一开始就选择将这个问题拿到经筵上来探讨，自然希望这奏本中的问题越深刻越好，只有如此才有让群臣议论的价值。

从这一点上来说，这个写奏本的人深谙为臣之道，知道什么时候奏何等奏本。

翰林院中人，以及在场大臣都在猜测这奏本是由谁所呈奏，见刘健、李东阳等人正襟危坐，料想能写出这份奏本的人不超过六人，那就是：刘健、李东阳、谢迁、王鏊、吴宽、徐琼。

前三人自不用说，都是内阁大学士，与弘治皇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，向来是“同气连枝”。

王鏊是翰林学士，如今掌翰林院事，在《大明会典》副总裁官程敏政下狱、谢迁无暇兼顾修书时，《大明会典》修稿的最后审核将在他这里完成，以其学问和为官经验，这奏本倒是很像他的风格。

第五人吴宽是詹事府詹事，去年刚丁忧归来，入东阁教太子读书，如今又掌诰敕，是未来七卿的不二人选。

本来以徐琼如今尴尬的身份，别人或许不会想到他，但他既作为弘治皇帝的“连襟”，弘治皇帝一向有什么大礼和大统问题都会主动找他商谈，若弘治皇帝真的有意要找人上奏，也有可能会择人代拟，再由礼部尚书进呈，算是合情合理。

此时不会有人想到，这份老辣到滴水不漏的奏本，居然出自朝中名不见经传的翰林院史官修撰沈溪之手。

人群中的聒噪声很快平息，整个大殿内恢复了安静。

朱祐樘道：“朕继位以来，所修之典籍，不过《宪宗实录》与《会典》两部，朕常思己过，要以史为鉴，令百姓安康富足……《会典》修撰之事，出现偏差，朕几日来心绪不宁，诸位卿家以为何？”